萧红简介资料生平经历故事 萧红怎么死的 萧红的原名叫什么

时间:2017-02-22 11:21: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没有风格的作家——等于没有命中的箭。”

  ——(俄) П.А.维亚席姆斯基

  一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迺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本县南关小学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这一年,她参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话剧中,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父亲即在继母的调唆之下,为萧红订下了一门亲事,并与第一女中的校长串通一气,取消了萧红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家里。

  1930年,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至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为她包办的那个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诱骗之下,萧红与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那个人借口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遗弃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为了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准备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得到了舒群、萧军等人的帮助。在松花江发大水的一片混乱中,萧军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馆,送往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萧红产后病重,经济困难,萧军遂将女孩送给他人。萧红逃出这家旅馆后,与萧军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开设的欧罗巴旅馆里,继而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1933年,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大同报》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 《小黑狗》、 《哑老人》、 《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 《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创作生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在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在这里,九月,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年的四月至六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了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萧红用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贫农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去了。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贫病而死。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反抗官府,被反动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望,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个粗暴的人,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下身腐烂了、生了蛆虫,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这样活活地烂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的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把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启发读者去憎恨黑暗的现实社会。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宣传“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是驯服地作亡国奴,被杀害、被掳掠、被强奸呢,还是挺身而起,进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萧红运用一般女性作者难于驾驭的雄健的笔锋,描写了这些被压迫的农民、逐步走向觉醒,起来斗争的故事。他们的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妇女们被奸污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传“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 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义勇军去了。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绘了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了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

  《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版,是鲁迅先生关怀和帮助的结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岛的萧军,开始给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两萧仓促离开青岛至上海。在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下后,与鲁迅先生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之后,萧红的创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萧红把《生死场》的手稿交给了鲁迅,鲁迅先生认真地对此稿进行了修改之后,又及时地介绍给黄源,建议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书报检查制度极其严格, 《文学》杂志虽然愿意发表,还必须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这些文化刀斧手们,在把书稿扣压了半年之后,结论是:不准出版。他们对侵略者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和进步作家却露出如此专横凶恶的咀脸,他们的行径,激起了鲁迅的愤怒。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出世,在鲁迅的安排下,《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于1935年12月, 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并亲自为它写了序言。萧红自己为书皮作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一幅中华民族的版图,在东北三省部份被一条直线粗暴地截开,宛如一支利斧劈断了一样,象征着东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

  从写作技巧方面看, 《生死场》虽然比几年前在哈尔滨创作的短篇小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正如鲁迅先生在《萧红作〈生死场〉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 “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除去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之外,结构有时也显得松散和不完整。但是,这部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作品,却填补了当时上海文坛抗日题材小说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读者们,了解到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正如鲁迅所指出的: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每一位热爱祖国的读者,读了它,都会对东北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同时产生一种奋起斗争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部抗日小说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轰动。正如许广平后来所说的:《生死场》的出版, “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 《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追忆萧红》)在艺术手法上, 《生死场》也别具一格,虽然它有上述的不足,却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运用类似散文那样铺开的写法,在笔法上显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然而同时它又有一根贯串其中的线索,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展开。这就形成了萧红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上面说过, 《生死场》完稿后,曾经送到国民党中宣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在等待审查的过程中,在鲁迅先生的安慰与鼓励下,1935年1月,萧红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小六》,5月,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在写作《商市街》的前后,又写出了《过夜》、《初冬》等散文。在短篇小说《小六》中,萧红向读者讲述了一个贫苦的孩子小六的故事,从这篇小说的题材看,萧红仍然沿着她早期开辟的创作道路,严肃地前进着。小六和双亲过着穷困的生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经常用殴打妻子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小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情黯淡而绝望。萧红的字里行间,对这个受苦受难的孩子,怀着敏感的同情。连鲁迅都称赞这篇小说道: “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商市街》是一部自传型的抒情散文集。在她写作这部抒情散文集的时候,她和萧军在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接济下,已经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回忆起了她与萧军在哈尔滨时期度过的那段穷困艰苦但是趣味盎然的生活。散文集《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内容全都是她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生活的实录。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锐、细腻的心理,重新感受这种生活的种种细枝末节所带给她的苦痛和欢乐。她以一种十分动人的坦诚的态度,叙述了她对于饥饿、寒冷、贫穷的感受与忍耐,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所感觉到的孤独、愤恨和无聊,以及她的可悲的处境在她精神上刻下的伤痕和影响。她在描绘自己处境难堪的时候,往往是用内心感受来表现,因而常常揪紧读者的心弦。比如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对于饥饿的描写,她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在《提篮者》这篇散文中,她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她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是不开门我也好象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这篇散文里,她甚至写到饥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候,想要去偷, “肚子好象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这类令人胆寒的疑问,这种构思,真是奇特又有新意。在此前后写作的散文《过夜》和《初冬》,也是萧红过去生活的实录,写的是她与萧军在邂逅之前,度过的那段孤苦流浪的日子。她回忆了那段痛苦的境遇,以及她在那段难堪的生活经历中感觉到的孤苦与寂寞。这些自传性的、抒情性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写得最为成功的篇章。

  鲁迅先生不仅支持萧红出版著作,待这些作品出版之后,还把萧红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介绍给了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正如许广平后来在《追忆萧红》一文里所记述的那样:

  “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平,更加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璧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外国。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步入了上海的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马房之夜》是萧红所作的短篇小说中唯一没有收进集子的作品,但却是最早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作品,它1936年5月发表于上海的《作家》杂志,1937年就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11月的《文艺》杂志上,1941年又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署的是笔名尼姆·威尔士)与另一位姓名不详的人(署名是缩写)翻译成英语,发表在9月号的《亚细亚》月刊上。这也是较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

  1935和1936这两年,对萧红来说,是创作上丰收的两年,也是她异常快乐的两年。但是,欢乐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在1936年初, 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萧红的情绪开始变坏,她在写作散文和小说之余,开始像记日记一样地,写了一组名为《苦怀》的组诗。这组诗共十一首,因为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这些诗像她的许多散文一样,写的都是作者内心的感受,如泣如诉,把她当时那种失望、苦痛、郁闷、烦恼的心情,记录得清清楚楚。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于1936年夏天只身东渡日本。临行前,七月十五日,发着烧的鲁迅先生,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房烧菜。这一次相聚,就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的精神仍然不好,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坏。她开始失眠,发烧,头痛,肚子痛,骨节酸痛,疲乏,心绪不宁。在这种情况下,她继续写作,写出了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 《红的果园》、 《牛车上》,以及散文《孤独的生活》与《家族以外的人》。《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写的是萧红童年时代的熟人有二伯,此人是她家的远亲,又是她家的老雇工。虽然萧红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常常不够鲜明,但是,从这篇散文中看到,萧红似乎又是一个描写性格的能手。她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既自尊又自卑,既善良、怯懦又固执、懒惰,处境既可笑又可怜,有点类似阿Q又与阿Q有明显不同的,北方贫苦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个人物为何能够塑造得栩栩如生?为什么萧红写这类作品时如此流畅,使你感觉不到象她写《生死场》或其他小说时带有的那种“吃力感”?因为这个有二伯是萧红自小与之朝夕相伴的一个家人,他与萧红童年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关系密切,这一老一小之间感情很好,萧红成名之后,对他仍然怀有眷恋的温情,所以能在一篇散文里,塑造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短篇小说《王四的故事》,题材虽与散文《家族以外的人》相近,写的也是一个老雇工的遭遇,但是这个小说人物的性格,就远不如那个散文人物的性格鲜明。而《红的果园》和《牛车上》,似乎也仍存在着萧红早期小说中那种结构不够完整的缺点。由上述两篇优秀散文与三篇不甚成功的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在萧红回到祖国之后,于1937年5月出版。而当萧红正在东京写作上述这些作品的时候,她的另一本由过去写成的十三篇散文与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散文、短篇小说合集《桥》,已于1936年11月在祖国的上海出版了。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写出了散文《海外的悲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启程,返回祖国。回国前夕,于1月3日在东京写完组诗《沙粒》。这组诗共有三十六首,像组诗《苦杯》一样,写的也是她本人的孤独与郁闷的心境,所不同的只是,组诗《沙粒》在萧红回国后不久,就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了。除去《沙粒》之外,萧红还发表了诗作《拜墓诗——为鲁迅先生》。萧红一生写诗不多,而以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见长,但是,从她的为数不多的诗作里,可以看出:萧红的诗象她的散文一样,也带着明显的自传性与抒情性,主要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萧红自己,把《苦杯》、《沙粒》、《拜墓诗》以及《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春曲》组诗(共六首)、《一粒土泥》等共六十首诗,抄写成《萧红自集诗稿》手抄本,珍藏起来。此手稿本原来存在许广平先生手里,后由许广平转交给鲁迅博物馆,直到1980年,才由鲁迅博物馆的同志将它们公布于世。

  回到祖国之后,萧红的心绪仍然不见好转,她无法排解自己苦闷的心情。1937年4月,她又只身北上。先在老友李洁吾夫妇家里借住了几天,后又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女子公寓。只身在京,她仍感到孤独与寂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就象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死的。”《(萧红致萧军信》)

  1937年5月12日,萧军给萧红写了一封信,说他身体欠佳,请求萧红束装回沪。萧红接到这封信后,就立即离京返沪了。这一次,萧红同样没能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多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8月13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之后,天空中就经常飞满狂啸着的日本轰炸机,地面上也经常出现狂吼着的日本机关枪。她就在这种环境中,写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这是两篇记述性的散文,前者记录了她与萧军在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夜不能寐,思念故乡的情景;后者记录了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的罪行。写法一般,比起她的某些优秀散文来,略显逊色。

  10月份,萧红和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汉,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家里。在武汉,她与胡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创办了《七月》。她为《七月》写作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二章)》、《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散文,并写作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篇文章是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两本自传体小说的评论,从这篇文章里看出:这位擅长写作抒情散文的女作家,是极不擅长写作评论文章的。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相继从武汉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写作了散文《记鹿地夫妇》。

  2月, 日军逼近临汾, “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萧军准备与学校一齐撤退,必要时和学生一块儿打游击;萧红则主张仍然从事写作。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萧军留在了临汾,而萧红则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取道风陵渡,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描写山西农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这是萧红第一次参加写作剧本。该剧3月16日开始在西安易俗社演出。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丁玲、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人在西安活动的情况,并介绍了《突击》的剧情以及《突击》演出的情况。

  二

  1938年的初夏,萧红寄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萧军也从临汾辗转来到了西安。他们决定分手。萧红离开了同居六年的萧军,与端木蕻良双双回到了武汉,举行婚礼。返回武汉之后,萧红写作了散文《无题》、《寄东北流亡者》,短篇小说《黄河》、《汾河的圆月》,等等。

  9月,日军又逼近武汉。这时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她撤离武汉西行,先住在江津罗烽、白朗的家里,生下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之后,又离开江津,到达重庆。先住在歌乐山上的一座名叫云顶寺的旅馆里,后搬入重庆郊区北碚复旦大学教员宿舍。在此期间,写作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如《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回忆鲁迅先生》等)和其他题材的散文,如《我之读世界语》、《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以及短篇小说《朦胧的期待》、 《孩子的讲演》、 《逃难》、 《旷野的呼喊》、 《黄河》、 《莲花池》、《山下》,等等。这七篇短篇小说,从艺术技巧方面看,与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长进。从题材方面看,倒是可以看出,女作家萧红,仍然是沿着同情劳动人民的这条道路前进。值得一提的是,在萧红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像《逃难》这样的讽刺小说,讽刺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何南生,他本是一个懒汉加懦夫,却在学生面前装出一副英雄的模样,一方面背地里哀叹“到时候可怎么办哪”,一方面公开发表“与此地共存亡”的激昂慷慨的讲演。这七篇后来结成短篇小说集《朦胧的期待》,于1940年出版。

  她那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她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因此,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沉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她下决心要描绘鲁迅先生的形象与音容。她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对于鲁迅先生的深深的崇敬与感激。她还运用了自己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的特长,充分地施展出了女性作者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萧红曾经常出入于鲁迅先生的家中, 她用自的笔,把读者轻轻地领进了鲁迅家敞开的大门,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家庭的和谐、朴素的生活。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许广平、海婴一家生活起居的习惯,鲁迅先生饮食的爱好、衣着的怪癖、工作的劳累、临终前的病容,以及许广平先生的操劳,海婴的顽皮,甚至描绘了两位年老保姆与日本医生的面影,她还细致地描绘了客厅、卧室的陈设,一草一木的姿态,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在萧红的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萧红这些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非常富有女性作家的特点,比起其他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来,特别具有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这时的萧红,病体已经很衰弱,患着肺结核,经常咳嗽,头痛,失眠,精神上也仍然感到郁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她除去参加了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的活动,并为这个活动撰写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躺在病床上。在香港期间,她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一部中篇小说《小城三月》,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北中国》等等。

  《呼兰河传》是作者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不仅以朴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她本人的童年生活,而且也真实生动地勾勒出了她故乡人民的生活场景。她用素描的手法,朴素地描绘出了东北农村那种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她鞭笞了那些愚昧保守但又自得其乐的农民身上的弱点,她歌颂了他们之中那些勇敢善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们。除此之外,她还毫不留情地描绘了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而造成的种种弊病;那就是盲目地反对革新和大多数人的甘愿当看客,以及喜欢虐待违反传统习惯的人与事,非常轻视做人的基本权利而可笑地敬鬼神。她一方面描绘出了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另方面又留恋自己记忆中的童年,对儿时的生活流露出了一种牧歌式的情调。这是一本具有独特的思想风格与艺术风格的作品,它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正像茅盾先生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里说过的那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本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象是自传,却又不完全象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象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

  >这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是萧红作品中最成功的篇章,也是对她思想、创作的一个总结。

  另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可以说是短篇小说《逃难》的续篇,这也是一部讽刺小说,主人公知识分子马伯乐,是一个空虚飘浮、装腔作势的家伙,萧红通过这个人物,嘲笑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弱点。

  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这篇小说描绘的是作者早年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怀念故家的情调,非常地引人注目。过去被萧红写得非常冷酷的父亲,以及由于凶恶、阴险,而被萧红鄙视、害怕并且深恶痛绝的继母、伯父等人物,在这篇作品里,却被萧红例外地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这种调子与她过去那些带着自传性的作品相比较,格调明显地不同,这是她的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这个现象清楚地反衬出了萧红当时的心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陷落在九龙。先后躲避在香港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雪厂街思豪酒店、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在一片混乱中,萧红又先后被送入养和医院、一所法国病院和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女作家,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萧红,这位自传型的、抒情型的女作家,一直沿着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进,她用自己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美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苑。虽然她不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位有风格的女作家。

  注释

  附录一 萧红主要作品简目:

  《跋涉》,悄吟(萧红)、三郎(萧军)合著,哈尔滨五画印刷社1933年10月出版。集中收萧红小诗《春曲》及短篇小说五篇。

  《生死场》(长篇小说),上海容光书局1935年12月出版。

  《商市街》(散文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出版。

  《桥》(散文、短篇小说集),署名悄吟,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

  《牛车上》(散文、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5月出版。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桂林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3月出版。

  《萧红散文》,重庆大时代书局1940年6月出版。

  《回忆鲁迅先生》,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7月出版。

  《马伯乐》(长篇小说),重庆大时代书局1941年1月出版。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桂林上海杂志公司1941年出版。

  《小城三月》(中篇小说),初版本未见,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再版。

  附录二 萧红研究资料简目: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载《生死场》初版。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载《生死场》初版。

  霞《读〈商市街〉》,载1936年11月6日《大晚报》“每周文坛”副刊。

  谷虹《呼兰河传》,载1941年10月25日《现代文艺》月刊第4卷第1期。

  萧军《文学常识三讲》,载1942年6月15日延安《文艺月报》第15期“纪念萧红逝世特辑”。

  麦青《萧红的〈呼兰河传〉》,载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桂林《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

  石怀池《论萧红》,载1945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的《石怀池文学论文集》。

  骆宾基《萧红小论——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载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

  茅盾《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连载于1946年12月6日《东北民报》文艺副刊第11期“纪念萧红专页”及12月11日文艺副刊第12期。

  德容《萧红著〈呼兰河传〉》,载1947年7月20日出版的《妇女》第2卷第4期,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编。

  北雁《丁玲与萧红》,1948年6月1日《青年知识》第34期。

  葛琴《评萧红〈黑夜〉》,载1948年香港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散文选》。

  曹聚仁《谈抗战文艺的风格——兼论萧红的小说》,载1957年8月3日香港《文汇报》。

  阮郎《马伯乐往何处去》,载1957年8月3日香港《文汇报》。处上

  双翼《读〈生死场〉小感》,载1958年8月3日香港《文汇报》。

  高朗《在风暴中歌唱的云雀——萧红和她的书》,载1957年8月4日香港《文汇报》。

  欣知《萧红与绘画》,载1962年11月30日香港《新民晚报》。

  辛知《萧红的〈跋涉〉》,载1963年9月24日香港《新民晚报》。

  立间祥介(日本)《论萧红》,载1970年4月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和文学》。

  舒年《萧红三部》,连载于1970年4月10日、17日、24日香港《中报周刊》。

  许定铭《论萧红及其作品》,载1972年8月1日出版的香港《文坛》第329号。

  李辉英《有关萧红田军的文章》,载1973年7月16日香港《明报》。

  叶德星《质疑·指正·两萧》,载1973年7月24日香港《明报》。

  余惠《来自呼兰河畔的萧红》,载1976年2月出版的香港《海洋文艺》第3卷2期。

  葛浩文(美国)《一本失落的书》,载1976年4月29日香港《明报》。

  裘昌《读萧红的〈长安寺〉》,载1976年6月1日《星岛日报》。

  林国光《萧红的〈呼兰河传〉》,载1977年2月15日《时代青年》85期。

  司马长风《〈呼兰河传〉的个性》,载1977年3月27日香港《明报》。

  也斯《萧红短篇中的几个女性:谈〈小城三月〉等的几个人物塑造》,载1977年12月出版的香港《象牙塔外》第21期。

  刘以鬯《萧红的〈马伯乐〉续稿》,载1977年12月出版的《明报月刊》第12卷第12期。

  小蓝《被压抑的春天——萧红的〈小城三月〉》,载1978年3月15日出版的《大姆指半月刊》75期。

  陈隄《萧红的早期文学创作》,载1979年1月出版的《黑龙江大学学报》第1期。

  狄《萧红的最后一篇文章》,载1979年4月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4辑。

  蒋锡金《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载1979年第5期《长春》。

  余时《萧红的诗》,载1979年7月出版的香港《海洋文艺》第6卷第7期。

  丁言昭《〈生死场〉版本考》,载1979年9月10日出版的《文艺百家》第1期。

  骆宾基《〈呼兰河传〉后记》,载1979年第10期《北方文学》。

  葛浩文《〈生死场〉及〈呼兰河传〉英译版序》,载1980年4月24日台湾《联合报》。

  牛耕《一幅多采的风土画——浅谈〈呼兰河传〉》,载1980年6月号《龙江书苑》。

  骆宾基《写在〈萧红选集〉出版之时》,载1980年7月第7期《长春》。

  周锦(台湾)《论〈呼兰河传〉》,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7月出版。

  许定铭《关于萧红的〈旷野的呼喊〉》,载1980年8月12日香港《明报》。

  吕福堂《有关〈萧红自集诗稿〉的一些情况》,(附《萧红自集诗稿》)载1980年10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辑。

  中川俊(日本)《萧红研究纪录其一——关于〈生死场〉》,载1980年10月出版的《野草》第26号。

  杨玉峰《有关萧红的一篇小说》,载1981年1月16日出版的香港《广角镜》第100期。

  沙金城《萧红与〈夜哨〉》,载1981年2月22日《吉林日报》。

  华铭《论萧红的文学道路》,载1981年第4期《辽宁师范学院学报》。

  平石淑子(日本)《萧红〈生死场〉论》,载1981年4月出版的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人间文化研究年报》。

  李熏风《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谈作为诗人的萧红》,载1981年第5期《学习与探索》。

  刘树声《谈萧红的〈商市街〉》,载1981年6月号《哈尔滨文艺》。

  钟汝霖《萧红的十年文学道路》,载1981年第5期《北方论丛》。

  孙犁《读萧红作品札记》,载1981年第6期《大地》。

  邢富君、陆文采《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载1982年第1期《北方论丛》。

  钟汝霖、陈世澄《民主革命的优秀文艺战士萧红》,载1982年第1期《北方论丛》。

  李熏风《从民俗学看〈呼兰河传〉》,载《克山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邢富君《萧红小说艺术师承初探》,载《克山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云之《萧红的长篇小说——足本〈马伯乐〉评介》,载1982年2月9日《新晚报》。

  张宇宏《论萧红的创作》,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姜影《萧红小说创作略论》,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李淼《略论〈生死场〉的现实主义》,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沈昆朋《略谈萧红的《马伯乐》下部》,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陈宝珍(香港)《萧红小说研究》,载1982年3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

  何慧姚(香港)《从〈雪天〉和〈饿〉看饥饿的萧红内心的追求》,载1982年4月7日《星岛晚报》。

  陆文采、邢富君《论萧红创作的艺术特色》,载1982年第4期《齐鲁学刊》。

  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载1982年第4期《文学评论》。

  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载1982年总第19期《十月》。

  肖 凤《萧红散文选集·序》,载《萧红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版。

  肖 凤《萧红研究》,载《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

  骆宾基《萧红小传》,1947年7月上海建文书店版。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三七):萧红》,载1976年8月出版的香港《传记文学》29卷22期。

  《中国现代作家小传·萧红》,载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作家小传》,1978年11月印刷。

  骆宾基《中国现代作家传略·萧红》,载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3辑,1979年6月印刷。

  北京语言学院编《中国文学辞典·现代第一分册·萧红》,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铁 峰《萧红传略》,载1979年10月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4辑。

  陈隄《从青岛到上海》(《萧红评传》选载),1979年9月10日出版的《文艺百家》第1期。

  葛浩文《萧红评传》,1979年9月香港文艺书屋初版,1980年6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再版。

  骆宾基《生死场,艰辛路:萧红简传》,载1980年1期《十月》。

  肖凤《萧红传——第一章·童年》,载1980年1月号《散文》。

  肖凤《萧红传——第二章·碰壁·逢生》,载1980年2月号《散文》。

  陈隄《从呼兰到哈尔滨》, (《萧红评传》选载),载1980年4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2辑。

  肖凤《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肖凤《萧红传》,载1981年4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3辑。

  谢霜天(台湾)《梦回呼兰河——萧红传》,1982年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

  铁峰《坚实而可贵的一步》(《萧红评传》之一章),载克山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铁峰《萧红离家出走》(《萧红评传》选载),载1982年8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5辑。

  尾坂德司(日本)《萧红传》,1983年1月日本燎原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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